“抓好了教师队伍，就是抓住了教育优先发展的‘牛鼻子’。”安徽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校长崔建梅代表说。

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备受代表委员关注。

“意见中‘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和‘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说到老师心坎上了。”崔建梅说，“现在教师队伍最关心的是这个意见能不能全部落实、如何落实。”

山东临沂第一实验小学岔河校区校长张淑琴代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是其专业水准的重要标志，决定教师职业地位和工资待遇，影响教师物质和精神生活，影响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而由于中小学高级职称指标有限，许多优秀教师多年评不上，挫伤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安徽宿城一中副校长刘秀云代表建议，高级职称的评定应该去除指标化，正高的评定标准作适当下调。

校内减负、校外“厮杀”，学生课业负担由校内转到校外、课上转到课后的趋势愈演愈烈。“不在培训班里坐着，就在去培训班的路上”，“烧钱式教育”被许多家长称为“碎钞机”。

“教育部门在学校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上动作频频，但外围监管缺失的教育培训机构在扰乱正常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秩序。”刘秀云代表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从城市开始渗透到乡村，有的并没有教育资质，甚至是以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开办的。”

刘秀云代表痛心地说：“很多教辅机构许诺给学校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高额回馈，将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利益关系，也扭曲了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关系以及家长和学校的关系。”

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委员提出，加快规范课外补习市场，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资质管理和审核，对教育培训机构教师和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培训。

在提升教育培训机构质量上，胡卫建议，鼓励有实力、有能力、有资质的培训主体承办培训机构，同时发挥图书馆、书店、纪念馆、文化馆、体育场馆、青少年宫等在校外教育培训市场中的公益性、主导性作用。

民革中央的发言中提出，应明确要求课堂教学严格执行教学大纲，查禁教师弱化课堂实效、参与课后补习牟利行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取缔无证培训机构；杜绝各类学校与培训机构合作择优、“占坑”录取等行为，坚决打破固化的“利益链”。

陪伴手机和上网价格的下降，游戏玩家的门槛越来越低，大量中小学生把网游当成自己最主要的兴趣快乐喜爱，不少未成年玩家沉溺其中，课余生活被占据，家长为此普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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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游戏正成为毒害青少年成长的新‘鸦片’。”广州大学副校长于欣伟委员认为，现有的网络管理制度规章层次较低，缺乏顶层立法，使得网络游戏得不到应有的管理和规范，特别是网游分级制难以落实。

如何在保障用户体验的同时，界定游戏边界和适龄人群？于欣伟委员建议，尽快研究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明确负责游戏分级的统筹牵头政府部门，严格监管和审核游戏开发商、游戏运营方对分级制度的合规执行情况。

学前教育长期处于教育资源中的薄弱环节。投入少、总量不足、师资短缺、办园水平参差不齐，造成“入园难、入园贵”。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代表认为，学前教育是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决定社会主体今后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他建议，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近年来，信息化发展程度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及智力进程程度加快，对外界事物及自身行为的认知、辨识能力增强，性格塑造的形成时期也有逐渐提前的趋势。”朱列玉代表说，现有的义务教育年龄标准，已经难以满足信息化发展和幼儿社会认知的需要，应当予以提前。

代表委员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学前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国家应大力建设公办幼儿园，统一各地区教育标准，实现真正的公益普惠。

“‘有心生’却‘无人带’正成为阻碍二胎政策实施的阻碍。”朱列玉代表提出，唯有国家大力扶持，使幼儿教育为所有家庭普遍享有，二胎政策才能有效落实。

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需要培养一支高技能人才队伍，创造发展新动力。“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着专业匹配不够、职业精神缺乏、职业技能不足三大难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委员在发言中指出。

据调查，广西全区59%的中职学校设有“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74%的高职院校设有“物流管理”专业。学生选择专业往往是“什么专业好听，就报什么专业”，却不一定符合社会客观需求。

钱学明委员认为，学校的趋利性和学生的盲目性，造成专业匹配度不高。由于职业教育经费拨付采取“补人头”方式，学校往往“什么专业好招生，就设什么专业”，生源对职业技能训练普遍缺乏兴趣，难以培养出职业精神。

一些职业教育缺乏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造成学生技能不足。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东山中学教师李杏玲代表表示，如何鼓励和引导企业参与到校企合作中来，需要更多的激励举措。

钱学明委员认为，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实质上是需求侧管理没有跟上。

为此，他建议：发挥人社部门作用，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促进供需平衡；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办好职业教育；弘扬工匠精神，从小培养职业兴趣。

去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残疾人教育条例》明确提出，要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积极推进融合教育。然而，现实并不乐观。

2017年9月，在新的一批中小学新生入学之际，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发起的“适龄残障儿童入学状况调查”显示，适龄受访者(6-15岁残障儿童)只有45%正在接受义务教育，休学/在康复/在家等的占37%。

针对此，广东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代表表示，保障更多残疾学生就读，促进他们与其他同学的融合，提升教师的融合教育素养是关键。

他建议，教育部应要求师范院系所有师范生的必修课程中增加融合教育理念和方法等内容；合理配置特殊教育资源，确保普通学校所需的特教师资，解决编制和待遇问题；制定适合残障学生发展的评价标准和融合教育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为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国家多部委、各省市和众多高校纷纷推出各级各类的人才计划。据九三学社中央不完全统计，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分别有人才计划84个和639个，而市县层面人才计划多不胜数。

很多科研人员为了“争帽子”，片面追求论文数量，助长科研浮躁之风。人才计划存在重叠交叉，导致资源非正常地向少部分人才过度集中，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人才称号评审也缺乏有效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和学术造假。

九三学社中央的发言提出，人才称号过多过滥，亟须精简。通过科学评估，关闭“僵尸”人才计划，停办低效率人才计划，合并同类和定位相近的人才计划。

与此同时，推动人才称号“去利益化”，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把人才称号还原为反映科研贡献和学术能力的一种科学荣誉，将评选标准由聚焦人才身分向聚焦人才能力转变。

此外，一些来自高校的代表委员呼吁，建立评审监督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打击评审过程中的违规腐劣行为，维护学术纯洁和大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