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来聊聊经济。

电竞一般会被归类于体育项目之中，但是相对于传统体育项目，电竞有其独特之处。和传统体育不同，电竞角逐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可以极大削减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这使得电竞角逐的举办门槛大大降低，意味着电竞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眼球，聚集流量来创造经济效益。

怎样创造经济效益？当然是靠消费。

电竞角逐的吸金方式和传统体育项目差不多：一场电竞角逐首先会吸引观众观看，这就有了门票、媒体转播和广告的收益；人群涌入赛事举办地也会刺激餐饮、客运、住宿甚至是旅游业的利好；如果是长期稳定的电竞联赛，自然需要准备和维护角逐场馆，对于房地产行业自然也有正面作用；打出名声的电竞战队和电竞选手们代言的商品，也会带动粉丝们理性或非理性地进行消费。

但是电竞产业的吸金效应比起传统体育项目而言更加显著，Ti4的时候G胖能从全球玩家的钱包里骗出一千万美元的奖金就是铁证。因为电竞玩家和电竞观众几乎是重合的。一个NBA或是FIFA的观众可能只懂得如何观看角逐，大概率没有机会亲自上场体验一番，但电竞角逐的观众一般都是角逐项目的玩家，即便是新手，尝试一款游戏可比进绿茵场里练两把简单多了。

这种情况下，电竞的职业玩家和普通玩家间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交流，由此带来了直播行业的兴盛。最早电子游戏的蓬勃发展促成了电子竞技的诞生，而电子竞技的火热则带动了直播这一行业。观众最初想要的只是观看电竞角逐，但是当看到职业选手的精彩表演后，不少玩家也会跃跃欲试，去模仿和学习职业选手的游戏方式。

直播给观众提供一个近距离观摩和学习电竞高手游戏水平的机会，职业选手也乐于展现自己的高超技术以提升名气。随后更多的玩家开始尝试分享自己的游戏体验，紧接着人们开始分享除游戏之外更多的内容，整个直播行业繁荣起来。

有了直播行业加持的电竞产业成了一个巨大的流量中心，而互联网时代流量就意味着经济效益，数以亿计的关注度足够挽救一个行业，也足以创造一个行业：电竞的流行使得原本因高成本即将被淘汰的机械键盘重新成为网瘾少年们的宠儿；PC和手机制造行业为了迎合电竞玩家对于画面的需求推出更强硬件的游戏设备；流媒体、VR、AR等技术发展受益于电竞产业的繁荣。

更为重要的是，电竞是年轻人的娱乐，而年轻人意味着未来。所以无数旧行业都在积极地拥抱电竞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资本家们很清楚，旧的浪潮终将会退去，放弃年轻人自然就是给自己的财富判死刑。

“笨伯，问题是经济！”

你是否还记得我在文章的最开始提到的大麻？

我国思想相对开放一些的人，或许由于电竞的发展，对于电子游戏的流行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接受度；即便你就是青少年心目的老顽固，在看完这几篇吹捧电竞的文章后，或许也会对改变一下看法。

但是我相信，包含你在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接受大麻这玩意儿。

实际上大麻和电子游戏差别并不大。大麻之所以会被视作毒品是因为它有上瘾性，而电子游戏同样具有上瘾性；大麻被嬉皮士热爱是因为它有致幻的作用，电子游戏自己就是在营造虚拟体验，甚至随着技术进步，电子游戏完全可以通过影响人的五感进而影响精神。因此在舆论的攻击中，电子游戏时常会跟暴力、情甚至教唆犯罪、散播危险意识形态等话题扯上关系。

美国的守旧势力很早就发现了这一话题的威力，右翼政客们在大麻话题上刚不过白左就开始在电子游戏上面做文章。由于缺少老干部把关的审查制度，美国青少年能够接触到的电子游戏中并不乏黄赌毒内容，美国的守旧派时常会把犯罪率上升且逐渐低龄化的罪责归咎到电子游戏产业上去。

实事求是地讲，大麻和电子游戏的危害在舆论传播过程中早就脱离了科学基础，公众的负面印象多是已经被加工过的产物。当舆论转向之后，公众印象也自然会随之扭转。因此就像大麻从“毒品”成为嬉皮士的符号再到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电子游戏也逐渐成功洗白上岸。

2008年央视拍摄并播放了《战网魔》系列网瘾专题纪录片，开启了有关网络和电子游戏的口水战；十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上海市举办了电竞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次年上海市政府推出相关政策，决心打造全球电竞之都，Ti9在的举办便是上海市政府的成绩。中国人对于美国在大麻政策上的转向大惑不解，而中国电竞的发展和美国大麻一样也打了一个掉头。

当美国各州尝试解禁大麻之后，中国舆论中的声音大多都是耻笑，不少声音甚至透露出一种民族优越感：过去中国因为鸦片衰退，现在美帝国主义的末日也不远了。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就像旧中国衰落的关键并不在于鸦片，美国即便没落也不会跟大麻扯上太多关系。十年前央视将电子游戏视为洪水猛兽，十年后上海市热情澎湃地拥抱电竞，难道你会觉得中国又要堕落了吗？

问题的关键还是经济。

如果你在大街上拉一个人问他中国经济怎么样，答案很大概率是不好。尽管官媒天天跟大家讲“稳中向好”，冰冷的数据却直白地宣示着一个现实：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在走下坡路。虽然你可以认为经济终归是在增长，但就像是汽车刹车也会滑行一段距离，中国经济的疲态已现，再不治疗一下是肯定不行的。

政府对此开出了“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最近官媒也常提转型“消费型社会”。生产型社会中掌握着话语权的是供给侧，但消费型社会的权力是掌握在需求侧手中的。整个市场需要围绕着消费者的意愿运转，因此企业乃至政府需要想尽一切法子把让消费者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既然消费者乐意为大麻和游戏掏钱，那么这个市场就会有利润；如果消费者掏出的钱足够多，这个市场的利润就足够大，那么这个市场就必须开放。

在这一过程中，任何道德负担都可以被抛弃的——甚至这些道德负担一开始就是受企业或政府资助的专家们虚构出来的：十年前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呼吁拯救从电子游戏中拯救孩子们，十年后同一批人照样可以在游戏巨头们的指挥下为电竞站台。如果你还会为此感到奇怪的话，别忘了四十年前民营经济在我国还属于非法营生。

说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