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初的一个下午，鲁中北部的一所乡村初中，气氛紧张而热烈，几百名学生在校园列队，听取老师最后的训话，人群中不时传来窸窸窣窣整理行李的响声。

“出发——”随着校长一声令下，这几百名学生，每人骑一辆自行车，身上斜跨着书包，车后携带被褥、蚊帐和毛巾脸盆等日用品，叮铃铃的车铃声、咯吱咯吱的蹬车声、同伴之间呼叫声不绝于耳，炎炎夏日，吹来阵阵微风，夕阳西下，一抹灿烂的云霞。浩浩荡荡的骑行队伍驶出校园，向南边三十里外的考场开拔。

这是三十年前，我和小伙伴们赶考的真实场景，它像一幅画，烙在了脑海中。

1988年，改革开放已到了第十个年头。思想解放的大潮涌动着，家乡到处生机勃勃。在我的印象里，那些日子每天都是新的。在寿光县南部，建起了大片的蔬菜大棚，一个全国最活跃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应运而生；在北部，县委书记王伯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寿北开发”会战，全县农民都要轮番“出夫”，成千上万的劳力不舍昼夜，王伯祥跟乡亲们一起住窝棚、吃馒头、啃咸菜的佳话在流传，在那片原本不毛之地的盐碱地里，挖盐田，修马路，建厂房，昔日的大家洼，变成了后来的盐化工基地。

日子一年年在变，自从有了“大包干”，老百姓的口粮从地瓜干、玉米面，到“对冲子（粗粮细粮各一半）”，后来变成了白馒头。饭吃饱了，副业也多起来，赶集做小买卖成了时髦，在乡政府驻地一带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几乎镌刻在了每一家企业的影壁墙上，多年之后都不曾改变。

我搜索了一下1988年寿光县经济发展状况：全县总人口96.2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8.5万人。全县GDP总量13.4亿元，财政总收入1.2亿元。全部职工年平均工资1800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747元。当年全县民办教师月均收入由80元增加到115元。

虽然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已微不足道，但对那时的人们来说，却有着满满的幸福感。

尽管如此，当时城乡二元制的壁垒依然坚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于农民子弟来说，要实现身份的转变，升学是一条重要途径，中考便是通向成功的重要环节。

考上重点高中，就离大学近了一大步。

中考大军驶出校园，老师在队伍最前方带队，几百辆自行车一字排开，蔚为壮观，引来路人停留注目。

队伍率先经过新建的广陵乡政府。

1984年成立的乡政府拥有全乡最好的建筑，在那个年代，“石头盘根七檩子，玻璃窗子卡门子”的农家就算是豪宅，而乡政府的房子是红砖红瓦大门头，庄严肃穆，气势磅礴。

我清晰地记得，1985年的一天，我做为全乡共青团员代表，在敞亮的乡政府参加了首届团代会，中午管饭，吃的是香喷喷的肉包子。

然而，学校经费却十分紧张。校舍不够用，有的教室土建好了，门窗却迟迟没着落，我们班就曾在没有门窗透风进雨的教室待过几个月。

所以，1985年的夏天，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强体力劳动。每人从家自带一辆小推车，任务有两个：从距离五公里之外的砖厂，推运建房用的红砖；从距离三公里之外的弥河滩，推运建筑用的沙子。小伙伴们三五成群，来回往返，一个个幼小的身躯，推着载重小车在泥土路上蹒跚，火辣辣的太阳晒着，晃晃悠悠，汗流浃背，路途是那么遥远。饿了渴了，就跑到村里的同学家，啃上一个馒头，喝上一瓢凉水。没有一个家长阻拦，也没有一个同学偷懒，当时从内心觉得，建校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建造的那些校舍，二十年后都成了危房而被改造，但直到现在，每当我路过校门，都禁不住往里瞅瞅，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当然，不仅学生要经常劳动，学校老师也都是随时可以“调遣”的社会力量。记得那一年秋天，离学校十几里地的五台棉花收购站发生大火，棉花山烧了几天几夜。一批年轻骨干教师当晚被紧急调去灭火，第二天早上回来继续上课，老师灰头土脸的样子，惹来大家一阵阵哄笑。

艰苦的劳动并不可怕，令人心酸的是贫穷。

为了中考加课，学校安排初三学生住校。宿舍其实就是由教室改造成的大通铺。最初是课桌拼装成床，后来购置了双层铁床，一间教室就可以容纳几十人住宿。下铺从头望到尾，十几米长像一条隧道，可是上层床铺没有安装护栏，住在最外面的同学就需要十分的“定力”。一天深夜，“砰”的一声响动，继而是“哎呀哎呀”的叫声，不好，阿波从上铺摔倒讲台上了。万幸的是，阿波毫发未损。

当时，大多数家庭解决了温饱，但个别同学吃饭依然成问题。同学阿诚从小家庭不幸，有时回家被赶到草垛里睡。大家都注意到阿诚在学校也常常吃不饱。我是班长，一天晚自习前，我事先跟几个小伙伴“串通”后，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大字“大家都来帮帮同学吃饱饭”，于是全班同学你三斤，他五斤，纷纷为阿诚捐饭票。

那时没有特别富裕的家庭，大部分同学咸菜馒头度日，能省出饭票帮助同学，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那年冬天很冷，但阿诚没有挨饿。

骑行一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位于寒桥镇的寿光三中，住在了学生宿舍。这里是寿光县三所重点高中之一，也是全县历史上第一所高级中学，现已改名为“寿光中学”。

这所令人仰慕已久的高中，设施却令人大跌眼镜。那几排蓝砖平房宿舍，门窗已破旧不堪，形同虚设，黑乎乎、油腻腻的双层床，大概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古董，蚊蝇横飞，如果没有蚊帐，根本无法入睡。

1988年，山东中考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增加了“初中中专”，俗称“小中专”，从初中毕业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师范类等社会急需的专业学校学习，两年就可以毕业，干部身份，国家包分配。也就是说，只要考上中专，就可以比其他高中生，至少提前三年拿到“进城”入场券，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

在那个时代，这是一条“鲤鱼跳龙门”的捷径。

那一年，我们全乡有8个初中毕业班，后来整合成两个中考重点生班，从重点班里挑选出名列前茅的学霸，参加中专选拔。

我们班的尖子生，国、亮、林、明、芬、美等几个同学，报考了初中中专，并成功晋级。

1988年，国家加大初中考技术学校招生力度。技校的招生门槛相对较低，花几千元，就可以转城市户口，包分配，确保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对成绩偏弱而家庭条件较好的同学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尽管有那些选择，但对于绝大部分同学来说，中考要跨越的，还是重点高中的门槛。

住宿一夜，第二天开始正式考试。

中考的考场在寒桥镇初级中学。在那里，同学们看到了巨幅的标语：接受祖国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那条标语，分明是一种心理减压的良药。

是的，我们本来就是农村孩子，考上高中，三年后继续高考上大学深造，考不上，可以另谋他路。

应该说，那还是一个有理想的年代。

同学们都憧憬过未来。有人想当老师，有人想当校长，也有人想做科学家。牟悄悄地告诉我，他将来要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奋斗一生。

而我则想，如果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就是要当一名像王伯祥那样一呼百应的县委书记；如果中考失败，也不会安心种田，要去广州和香港，看看那个生产神奇的电子表的城市，是何等繁荣富庶。

多年之后我发现，那颗红心，已经不止两种准备。

中考那三天，也是大开眼界的三天。同学们第一次见识了押运试题的武警，第一次吃到了食堂供应的桌饭，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对学生的重视。后来我说过，三天考试，与其说是过关，不如说是享受。

那年中考，我们全乡二十多人考上了重点高中。

1989年的春节，我们一帮同学少年来到曾经用小车推沙建校的弥河大坝和河滩，追逐着，打闹着，朗朗笑声，在节日的上空经久不息，似乎在欢庆半年前中考的胜利。

三、四年后，有人走上了工作岗位，更多人考上大学，走得更高更远。

多年后，当年考上初中中专的那些学霸，大都不甘落后，通过进一步考学或自我奋斗，成为人生赢家；考上技校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人生定位；那些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的同学，跟其他人一样，也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三十年后，同学们命运各不相同。

如今，我凝望着这张毕业合影，大部分还能叫得出名字。吴校长和李老师已离世，同学们之中，有老师，律师、业务员，也有市领导、文联主席，出租车司机，处长、主任，普通员工。当年最活跃的老朱英年早逝，令人心痛，当年的阿诚去了上海，已是一家大企业的骨干。他在微信里跟我说，永远忘不了同学们，忘不了那年中考。

我想，今天的中考，虽然依然是选拔性考试，但早已不是一座独木桥。三十年前，同学们渴望外面的世界，最终通过中考这一桥梁，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出闭塞的乡村，走出山东，走向北上广深，走向全国，四散在天涯。

此刻，当年我们最喜爱的齐秦唱的《外面的世界》，又在心头回荡：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中考三十年，衷心地祝福你！